胡瑾律师在法庭开庭
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的刑法规制研究——以敲诈勒索罪和保险诈骗罪案例为分析样本
作者：胡瑾律师
摘要：
代理退保本是保险投诉维权渠道的组成部分，却被不法中介异化为攫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不法分子以“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为诱饵，教唆投保人伪造证据、恶意投诉，胁迫保险公司支付超出合同现金价值的补偿，形成组织化、产业化的黑色产业链，并衍生出以骗取高额佣金为目的的虚假投保、短期退保新型犯罪。本文以金融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公布的典型案件为分析样本，剖析产业链的运作机制与犯罪特征，厘清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含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与界分，并从投保人风险防范与综合治理两个层面提出规制建议。研究认为，合法维权与犯罪的关键界限在于投诉证据是否客观真实、是否以胁迫或虚构事实手段索取合同外财物；治理此类黑产须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健全监管司法联动、行业堵漏与社会普法的多元共治格局。
关键词：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金融领域黑灰产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机制与犯罪特征
（一）产业链的运作机制
（二）产业链的犯罪特征
三、代理退保行为的刑法定性：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一）敲诈勒索罪的构成与认定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与认定
（三）两罪界分与关联罪名
四、投保人参与代理退保的风险与刑事犯罪防范
（一）“退保”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投保人防范刑事犯罪的路径
五、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的综合治理与打击
（一）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精准打击
（二）健全监管与司法联动机制
（三）深化行业治理与制度堵漏
（四）加强社会普法与风险预警
六、结语
参考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退保是保险合同的法定终止方式之一，本属保险市场的正常现象。投保人因对保险合同内容产生误解、经济状况变化等原因申请退保，是其行使合同权利、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途径。然而，近年来部分机构与个人假借“专业维权”“全额退保”之名，向投保人收取高额手续费，甚至骗取个人信息，将退保异化为敛财工具，逐步形成贯穿获客、签约、投诉、退保全流程的黑色产业链。金融监管总局、公安部已将保险领域非法代理退保理赔列为金融领域“黑灰产”集群打击的重点，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1]。本文以权威媒体与监管部门公布的案件为分析样本，围绕产业链犯罪特征、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界分、投保人刑事风险防范及综合治理路径展开分析。
二、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机制与犯罪特征
（一）产业链的运作机制
从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披露的案件看，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一般遵循“引流获客—签约收集信息—阻断沟通—制造虚假证据—恶意投诉施压—收费牟利”的运作流程[1]。
首先，不法中介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发布“退保攻略”“退保新政”等内容，在评论区诱导投保人私下联系，博取信任。部分中介甚至冒用监管部门、金融或法律机构人员身份，谎称所购保险“有问题”“不划算”或存在“误导销售”，怂恿投保人退保。其次，在投保人提供身份证、保单、银行卡等敏感个人信息并签署代理退保协议后，中介即以“全权代理”之名阻断投保人与监管部门、保险机构之间的正常沟通，切断其依法合规维权的渠道[1]。
再次，中介教唆甚至帮助投保人编造、伪造证明材料，如捏造业务员“夸大收益”的聊天记录、代签名、返佣等证据，向监管部门反复投诉，制造舆论压力[1]。最后，在保险公司迫于投诉考核压力支付补偿后，中介按约定抽取高额费用，通常先收取一千至三千元“材料费”，成功退保后再抽取退保金额约三成的分成，中途退出还要索要违约金[1]。
在这一链条中，存在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犯罪模式。其一是事后型的“代理退保加恶意投诉”敲诈勒索模式，以教唆投保人伪造证据、恶意投诉为手段，胁迫保险公司在合同义务之外支付高额补偿。福建省连江县林某甲等人案即为典型：该团伙注册信息咨询公司，宣称拥有“专业法律团队”，以“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招揽客户，教唆投保人采取“不接电话、不配合调查、不提供真实信息”的“三不策略”，伪造证据后向监管部门恶意投诉，共敲诈资金十三点七二万元，2023年6月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
其二是事前型的“虚假投保加短期退保”合同诈骗模式，利用保险产品高额首期佣金制度，拉拢无真实投保意愿的人员投保后迅速退保，以骗取佣金并赚取差价。上海静安区宋某合同诈骗案即是此类新类型案件的样本：宋某依托保险经纪分公司经营权，以“高额返佣、保本付息”为诱饵发展投保人，通过保单贷、自筹资金垫付首期保费，保单生效取得佣金后引导投保人短期退保，投保金额共计一千七百六十三万余元，造成保险公司实际损失五百八十四万余元，2026年9月被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
（二）产业链的犯罪特征
从上述案件看，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呈现鲜明的犯罪特征。其一，组织化、产业化程度高。中介以法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合法外衣为掩护，建立分工明确的犯罪组织，如林某某、马某某组建法务公司并雇用人员从事代理退保业务，形成“获取客户—制作证据—实施投诉—抽取佣金”的专业分工[1]。其二，呈现内外勾结、链条隐蔽的特征。宋某案即表现为“中介牵线加投保人配合加高额返佣加短期退保”的运作链条，高额返佣经由投保人众多亲友账户流转，资金流向复杂，显著增加了核查难度[1]。
其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法中介表面从事保险咨询、法务代办等合法业务，实则借“维权”之名行索取财物之实，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与欺骗性。其四，具有跨区域、涉及面广、危害面大的特点。林某某、马某某在2020年12月至2023年4月间共为115名投保人恶意办理退保，造成保险公司经济损失二百一十七点六二万元，非法获利四十八点九六万元[1]，反映出该类犯罪对金融秩序和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严重侵蚀。
三、代理退保行为的刑法定性：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一）敲诈勒索罪的构成与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法加重处罚[2]。两高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5]。
敲诈勒索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就代理退保而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投保人行使投诉维权权利，为何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典型案例裁判给出的界分标准具有指引意义：投保人有权投诉，但投诉内容应当客观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业务员给予投保人合同约定以外利益是否影响合同效力，应依法律规定判定。行为人以业务员存在违规行为为由，虚构事实、恶意投诉，已经超出正常合法维权的范畴，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胁迫或要挟手段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依法惩处[1]。
据此，代理退保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一，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意图使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现金价值之外，额外支付本无义务的“补偿款”；其二，客观上实施了威胁或要挟的行为，表现为以虚假投诉、制造舆论压力为筹码，胁迫保险公司“花钱消灾”；其三，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保险公司迫于投诉考核压力支付超出合同义务的财物；其四，数额达到法定标准。
林某某、马某某案中，二人在编造虚假违规证据、反复投诉的同时，教唆投保人消极对抗调查，胁迫保险公司在现金价值之外额外给予保费总额六成至十成的高额补偿，并从中抽成两成至三成，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二审维持原判，正是上述要件的集中体现[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发布、删除信息等方式威胁、要挟他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同样可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这为规制依托网络平台开展的黑产活动提供了规范依据[7]。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与认定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对其作了规定[4]，两高司法解释明确了其“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6]。
代理退保领域涉及诈骗罪的，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直接以“全额退保”“专业维权”为名，虚构有能力办理退保的事实，骗取投保人支付的前期“材料费”“服务费”或所谓“理财投资款”，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实践中，不法中介冒充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人员骗取信任后收取费用，或在收取前期费用后拉黑投保人，此类行为与普通诈骗无异，应依诈骗罪处理。第二种，也是最需要刑法审视的新型犯罪，是以虚假投保、短期退保方式骗取保险公司佣金的行为，其定性为合同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3]。
上海静安区宋某案即为适用合同诈骗罪的典型。办案机关认为，宋某安排他人虚假投保，使保险公司误将虚假业务当作真实业务并支付高额佣金，其行为本质是侵犯保险公司的财产权益；其在合同履行中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1]。在犯罪数额认定上，司法机关参考“套路贷”案件处理意见，扣除交付给保险公司的首期保费本金，按照保险公司实际损失计算，即“合同诈骗金额等于保险佣金加保单现金价值减首期保费”[1]。这一处理准确区分了行为人的投入与被害单位的实际损失，避免了数额虚增。同时，由于该分公司合法业务占比极小、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解释，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按个人犯罪处理，并对情节轻微、仅参与投保退保的人员作出不捕决定，实现了精准区分罪责、防止扩大打击范围的司法效果[1]。
（三）两罪界分与关联罪名
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均属侵犯财产罪，但二者的行为构造不同。诈骗罪的核心是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被害人对财物处分具有认识错误；敲诈勒索罪的核心是行为人以威胁、要挟方法，使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被迫交付财物，被害人对财物的处分不具有自主性。在代理退保黑产中，二者呈现明显分野：以伪造证据、恶意投诉为要挟，胁迫保险公司支付合同外补偿的，因被害人系因恐惧而非陷入认识错误而付款，应定敲诈勒索罪；以虚假投保为手段，诱使保险公司基于错误认识支付高额佣金的，因被害单位系陷入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应定合同诈骗罪。两罪的界分可从以下维度归纳：
具体而言，敲诈勒索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分可从以下维度把握：行为方式上，敲诈勒索罪以威胁、要挟为手段，合同诈骗罪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为手段；被害人状态上，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基于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代理退保的典型形态而言，敲诈勒索罪表现为伪造证据、恶意投诉胁迫保险公司支付合同外补偿，合同诈骗罪表现为虚假投保、短期退保骗取佣金；从对应案例看，前者以连江林某甲案、林某某马某某案为代表，后者以上海宋某合同诈骗案为代表。
此外，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还可能触犯其他罪名。在实施敲诈勒索、诈骗过程中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投保人身份证、保单、银行卡等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滋扰、纠缠等方式扰乱经营秩序、恐吓他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捏造事实损害保险公司或业务员名誉的，可能构成诽谤罪。实务中应根据行为的具体方式、对象与情节择一重处或数罪并罚[1]。
四、投保人参与代理退保的风险与刑事犯罪防范
（一）“退保”面临的主要风险
对普通投保人而言，委托“代理退保”并非稳赚不赔的“维权捷径”，反而可能陷入多重风险[1]。
第一，经济损失风险。投保人须支付高额“手续费”“咨询费”“材料费”，退保成功后还要被抽取约三成分成，更有甚者被推荐购买所谓“高收益、高保障”的理财产品，面临本金损失。第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投保人须提供身份证、保单、银行卡等敏感信息，被不法中介掌握后可能被用于“助贷”、信用卡套现等骚扰甚至被转卖，产生持续的次生风险。第三，刑事法律风险。投保人若配合中介编造理由、伪造证据进行投诉、举报或诬告，将因共同实施捏造事实、恶意投诉行为而卷入刑事诉讼，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诬告陷害罪等犯罪，成为犯罪的共犯。第四，保险保障灭失风险。退保后原有保险保障随之终止，投保人因年龄、健康状况变化，重新投保时可能面临保费上涨甚至拒保，使自身长期暴露于风险敞口之下。
（二）投保人防范刑事犯罪的路径
针对上述风险，投保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我防范。其一，树立依法理性维权意识，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渠道、监管投诉热线等正规途径主张权利，拒绝“全额退保”等夸大宣传，不轻信“退保新政”等不实信息。其二，严格保护个人信息，不向来历不明的中介提供身份证、保单、银行卡等敏感资料，不签署内容不明的“代理退保协议”，对要求提供全权代理的协议保持高度警惕。其三，坚持投诉内容客观真实，如实反映保险合同履行中的争议，不配合、不参与编造虚假证据、伪造聊天记录等行为，避免因共同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其四，投保前审慎选择保险产品，理性认识退保的现金价值扣除规则，在投保阶段即防范因冲动投保、短期退保而陷入黑产陷阱。
五、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的综合治理与打击
（一）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精准打击
对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司法机关应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一方面，要依法从严打击组织者、领导者等主犯，做好赃款追缴，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连江案中，办案机关针对赃款分散转移的情况，采取冻结涉案账户、聘请审计机构厘清资金流向、释法说理促成退赃等措施，最终将十三点七二万元全部追回并发还保险公司[1]。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打击边界，精准区分主从犯，对情节轻微的普通投保人依法从宽处理，避免扩大打击范围，将司法资源集中用于惩治黑产源头。
（二）健全监管与司法联动机制
代理退保黑产涉及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多个环节，需构建有效的衔接机制。金融监管总局、公安部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合部署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将非法代理退保理赔列为打击重点[1]。地方层面，检察机关可与金融监管部门签署协作备忘录，建立联合会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1]。通过监管线索移送、司法提前介入，实现对黑产的早发现、早打击。
（三）深化行业治理与制度堵漏
从案件暴露的问题看，保险公司在佣金设置、销售留痕、中介资质审查、合同履行监管等方面存在制度漏洞，为黑产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保险机构优化佣金激励机制与产品设计、完善投保人资质核查和续保能力的实质性审查、严格中介人员准入审核、健全分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并依托保单信息大数据监管系统构建行业风险预警机制[1]。从源头看，科学合理的产品佣金规则是遏制“高额返佣加短期退保”套利的关键，堵塞佣金制度漏洞方能压缩黑产的牟利空间。
（四）加强社会普法与风险预警
治理代理退保黑产，还需面向保险公司、普通群众与重点人群开展分层普法。面向保险公司，可通过“案例警示加规范手册”提升其对黑产话术的识别能力；面向普通群众，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揭露“代理退保”骗局，揭示退保可能面临的经济损失、信息泄露、刑事法律风险与保障缺失；面向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制作专门宣传材料并提供上门讲解，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防范体系[1]。通过普法与风险预警，帮助公众识别黑产话术，从源头减少受害者，压缩黑产生存空间。
六、结语
代理退保黑色产业链是保险领域金融黑灰产的重要表现形式，以“维权”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严重扰乱保险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从刑法规制看，以伪造证据、恶意投诉为要挟胁迫保险公司支付合同外补偿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以虚假投保、短期退保骗取高额佣金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二者的界分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基于恐惧还是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治理此类黑产，既要依法严厉打击犯罪、追缴赃款，又要通过监管司法联动、行业制度堵漏与社会普法预警实现源头治理，唯有治罪与治理并重，方能守护金融安全与消费者权益。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金融监管总局,公安部.代理退保涉刑风险法律分析及典型案例（2026）[EB/OL].该材料汇编自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林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金融监管总局与公安部公布的林某某马某某敲诈勒索案、检察日报刊载的上海静安区宋某合同诈骗案，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揭示的“代理退保”骗局与风险提示。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年汇编版）第二百七十四条[Z].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年汇编版）第二百二十四条[Z].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年汇编版）第二百六十六条[Z].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Z].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Z].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