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股权、股票受贿犯罪的认定规则和律师辩护 ——合肥职务犯罪辩护律师论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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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股权、股票受贿犯罪的认定规则和律师辩护——合肥职务犯罪辩护律师论受贿罪

作者：胡瑾律师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摘要：涉股权、股票受贿犯罪是新型、隐性腐败的典型样态，其认定规则经历了从“支付股本金”到“预期收益”的规范演进。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是否支付股本金划定罪与非罪并确定差价型数额，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股份是否实际转让区分干股受贿数额，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范围，202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确认以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并按“实际获利”或“溢价”认定受贿数额。孙某某受贿案与王某受贿案从定罪与数额两个层面展示了裁判要旨。本文结合规范演进与典型案例，围绕否定权钱交易对价关系、区分既遂与未遂、扣减合理成本、质证价格认定、争取从宽情节五个维度，探讨律师辩护的展开路径。

关键词：股权受贿；股票受贿；预期收益；受贿数额；刑事辩护

一、问题的提出

股票、股权兼具投资属性与财富载体属性，历来是行受贿双方掩蔽权钱交易的常用媒介。以低价受让原始股、收受干股、约定分享上市增值收益为表现形式的“权股交易”，往往披着市场投资的外衣，权钱交易本质与正常市场行为的界限模糊，给准确定性带来困难。同时，股票、股权价值持续波动，收受时点、案发时点乃至变现时点的价格差异巨大，受贿数额以何种时点、何种口径计算直接关系定罪量刑，争议尤为集中。如何既依法严惩此类腐败犯罪，又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既遂与未遂、受贿数额与合理成本，是司法实践和刑事辩护共同面对的课题。本文以规范演进梳理为起点，结合典型案例归纳裁判要旨，进而从辩护视角提出说理路径。

二、规范演进脉络：从“支付股本金”到“预期收益”

（一）2003年《纪要》：以“支付股本金”为核心的差价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以下简称《纪要》），对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区分三种情形作出规定：其一，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其二，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其三，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为人仅支付股本金，其“购买”股票时的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当认定为受贿[1]。但这一规则存在明显局限：只要支付了股本金，即使系凭借职权获取稀缺的原始股认购机会、对上市增值利益具有确定预期，也不以受贿论处；即便认定受贿，数额也仅限于购买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巨额的上市增值利益无法纳入犯罪数额评价。

（二）2007年《意见》：以“实际转让”为标准的干股认定

2007年7月“两高”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二条界定“干股”为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照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2]。《意见》的进步在于，干股受贿数额的认定不再机械取决于是否登记，而以股份是否实际转让为实质标准，并将红利与干股价值分别定性。但《意见》针对的仍是收受干股这一具体形态，规则供给仍然不足，围绕干股等新型受贿的司法认定，学理上亦有持续讨论[15]。

（三）2016年《解释》：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范围

贿赂对象的范围持续扩张。2008年“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已将贿赂对象扩展至“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3]。2016年4月“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以下简称《解释》），其第十二条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4]按照参与起草的法官的理解与适用说明，该条对财产性利益作了归类细分，为更多可折算为货币的利益纳入贿赂对象提供了依据[5]。就涉股权、股票受贿而言，《解释》打通了将股票、股权增值利益认定为“财物”的规范通道。

（四）2026年《解释（二）》：预期收益型受贿与“实际获利／溢价”规则

2026年4月10日“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其第十一条第二款专门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6]这一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确认“预期收益”可以成为受贿罪的贿赂形式，标志着认定规则从“收受时点价值”向“案发时实际获利”的重要转型。有学者指出，预期收益的引入使“财产性利益”的范围由现实利益拓展至预期利益[7]。

三、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定罪与数额认定的实践展开

（一）孙某某受贿案：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认定

孙某某受贿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之一（检例第251号）。孙某某利用担任广东省某市某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土地出让、上市筹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679万余元[8]。其中两笔原始股事实具有典型意义：2010年孙某某以其妻子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义出资462万元认购某股份公司66万股原始股，约定上市不成功则退还出资款并给予补偿，该公司2015年上市后出售股票获利6411.42万元；2008年孙某某出资500.5万元购买某集团公司158.4万股原始股，约定上市不成功则退还出资款并支付利息，该公司2010年上市后出售股票获利1936.67万元[8]。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孙某某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8]。

该案裁判要旨包括两个层面。在定罪层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获取原始股上市后的增值收益，与请托人达成行受贿合意后受让请托人提供的公司原始股且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上市后出售股票获利，所获收益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构成受贿罪[8]。在数额层面，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中，通过上市后出售股票实际获利的，犯罪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并应扣除受让股份时的出资数额[8]。这一要旨与《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紧密衔接，明确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构成要件和数额计算口径。

（二）王某受贿案：购买原始股获利与“盈亏互抵”的否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栏目刊载的王某受贿案，进一步展示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认定细节。王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张某谋取利益后，2015年，张某控制的C公司筹划新三板挂牌，安排王某购买仅该公司高管等特殊群体可以购买的原始股，并承诺上市后大幅升值、保底。王某出资500万元购买60余万股C公司原始股并由其哥哥代持。2017年C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张某通过盘后协议转让方式以1097万元价格回购上述股票，实质将对应增值获利597万元送给王某[9]。讨论意见认为，涉案原始股具有稀缺性、封闭性、巨额增值高度可能性特征，王某对股权具有实际控制权，职务行为与非法获利之间联系紧密，双方就预期收益形成贿赂合意，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应以案发时实际获利数额即597万元认定。对于王某此前购买张某推荐的B公司股票亏损460万元一节，讨论意见明确指出，正常市场行为需自负盈亏，两次“投资”不能“盈亏互抵”，不应扣减王某购买B公司股票的亏损数额[9]。

该案的启示在于：判断“以出资购买原始股”是否属于受贿，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依托职权获取股权、是否实际承担市场风险、双方是否就预期收益形成贿赂合意，其中参照了《刑事审判参考》第1594号案例（黄某受贿案）的裁判理由，即原始股上市增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可期待利益，在股票上市后即可折算成货币，属于财物的解释范围[9][10]。同时，受贿数额遵循“实际获利”认定原则，行贿人以回购等方式兑现的增值利益均应计入受贿数额；行为人自身的投资亏损属于市场风险范畴，与职务行为无关，不得从受贿数额中扣减。

（三）两案对照下的裁判要旨归纳

综观两案，涉股权、股票受贿的认定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定罪层面审查权钱交易对价关系是否成立，即双方是否形成以预期收益为贿赂对象的合意，行为人是否依托职权获取稀缺投资机会、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所获利益与职务行为是否具有对应性；数额层面遵循《解释（二）》的规则，案发时已实际获利的按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按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扣除真实出资，但不与自身投资亏损抵销。

四、律师辩护的五个维度

（一）否定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

涉股权、股票受贿认定的前提是权钱交易本质的成立，辩护的首要着力点即在于否定职务行为与所获利益之间的对价关系。其一，真实出资与合理对价。行为人以市场价格或合理价格支付对价，股权取得符合正常市场交易规则，所获收益属于投资回报而非请托人让渡的利益，对出资购买原始股行为的性质应结合个案具体判断[17]。按照《纪要》确立的规则，支付股本金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不以受贿罪论处[1]；《解释（二）》的适用亦以“构成犯罪”为前提，支付足额对价、不涉及权钱交易的正常股权投资仍应排除在受贿之外[7]。其二，获利与职务行为不具有对应性。行为人未接受请托、未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者股权取得与获利之间缺乏关联的，均可能阻断对价关系认定。其三，风险自担。行为人的投资系真实承担市场风险的行为，不存在上市不成功退款、保底收益、固定回报等约定，收益多寡取决于市场因素而非权力因素。最高检发布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时亦强调，要结合是否承担投资风险、认购资格是否开放、投资机会是否稀缺等因素综合判断权钱交易本质[8]。辩护人应围绕上述要素组织证据，争取在定性层面获得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二）区分既遂与未遂

涉股权、股票受贿的既未遂认定，取决于贿赂合意的对象究竟是股权本身的价值还是股权的预期收益。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仅达成受贿约定、尚未实际收受财物的情形，其犯罪形态的判断在理论上存在不同见解[14]。如果行受贿双方以股权价值为贿赂合意，则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实际控制股权为既遂标准：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一般认定为既遂；股份未实际转让，行为人既未取得股东权利也未实际控制股权的，属于受贿未遂[2][11]。关于受贿既遂的标准，理论上有取得财物说、实际控制说等不同主张[16]。对于由行贿人代持股权等情形，应以行为人对股权是否达到实际控制程度为判断标准，既不能仅以达成合意即认定既遂，也不宜一概以登记与否作形式判断[12][13]。如果以预期收益为贿赂合意，则既未遂判断应围绕预期收益是否现实化展开：股票已经出售变现、实际获利到手的，构成既遂；股票尚未出售、预期收益尚未实现的，通常难以认定实际取得财物，应结合案发时是否实际获利判断犯罪形态。按照《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按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受贿数额[6]；若预期收益落空（如公司未上市、股票破发），相应事实可能不构成受贿或应作未遂处理。辩护人应准确识别贿赂合意的对象，据此提出既遂、未遂乃至罪与非罪的抗辩。

（三）扣减合理成本

受贿数额直接决定法定刑幅度，扣减合理成本是数额辩护的关键环节。其一，股本金等真实出资应予扣除，孙某某受贿案的指导意义即在于实际获利数额应扣除受让股份时的出资[8]；以“溢价”认定时，支付价格亦应从溢价中扣除。其二，与取得利益直接相关的手续费、税费等交易成本属于实际获利的减项。其三，注意“合理成本”与“投资亏损”的界限，王某受贿案表明，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亏损不属于取得利益的支出，不得与受贿数额互相抵销[9]；辩护人应严格区分可扣减的取得成本与不应扣减的市场风险损失。

（四）质证价格认定与价值评估

涉股权、股票受贿案件的数额认定高度依赖价值评估与价格认定，程序质证是辩护的重要空间。《解释（二）》第十二条明确，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6]。价格认定主要围绕非上市公司股权价值评估、案发时点市场价格确定等问题展开。辩护人应当重点审查：价格认定的基准日是否准确，评估方法是否适当，评估依据是否客观（是否考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行业周期、流动性折价等因素），认定的市场价格是否真实反映了案发时的公允价格。对于评估程序违法、评估依据不足、结论明显偏离市场实际的价格认定，应当依法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或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

五、结语

涉股权、股票受贿犯罪的认定规则，历经二十余年演进，已形成以权钱交易本质为内核、以案发时实际获利为数额基准的规范体系。2003年《纪要》的“支付股本金”规则、2007年《意见》的“实际转让”规则、2016年《解释》的“财产性利益”规则与2026年《解释（二）》的“预期收益”规则层层递进，回应了贿赂形态由实物向期权化、隐蔽化演变的现实挑战。孙某某受贿案与王某受贿案从定罪要件和数额计算两个层面为实务提供了清晰指引。认定规则的扩张也意味着辩护空间的延展，否定权钱交易对价关系、区分既遂与未遂、扣减合理成本、质证价格认定、争取从宽情节五个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共同指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在“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的新规则下，准确界定“获利”的范围与边界，审慎处理预期收益落空、价值波动等情形的法律评价，仍将是司法与辩护持续对话的焦点。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2003年11月13日印发。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2007年7月8日印发。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印发。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二条。

[5]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王珅：《〈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第19页。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7]于同志：《惩治新型隐性腐败视域下受贿犯罪数额认定规则研究》，载《中国应用法学》2026年第4期，第127-142页。

[8]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孙某某受贿案（检例第251号），2026年2月4日发布。

[9]《三堂会审丨离职后在企业领薪及购买原始股获利行为性质辨析》，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5月6日。

[10]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39辑），第1594号案例（黄某受贿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

[11]魏东：《“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刑法解释适用》，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1期，第8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