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辩护路径的规范展开——以穿透式审查为背景（胡瑾律师职务犯罪辩护论文集）
摘要：合作投资型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以合作投资为名实施权钱交易的新型受贿形态，与正常商业投资行为相互交织，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司法机关转向穿透式实质审查，传统以"是否实际出资"为核心的出罪逻辑明显松动，辩护空间相应收窄。本文立足刑事辩护律师立场，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梳理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规范构造与司法认定困境，分析穿透式审查背景下司法认定标准的新发展，进而从主体身份、职务关联、投资真实性、受贿数额与罪轻情节五个维度系统展开辩护路径，主张辩护的核心在于穿透复杂交易表象、厘清权钱交易是否真实存在，使当事人罚当其罪。
关键词：合作投资型受贿；穿透式审查；辩护路径；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
一、问题的提出
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以来，更加复杂隐蔽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不断显现，行为主体隐匿化、利益输送多样化、权钱关联割裂化成为突出特征[7]。合作投资型受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行为人往往以真实或虚假的出资、经营、分红为外观，将权钱交易藏匿于公司治理与商业合作的形式之中，与正常的市场投资行为在表象上高度接近，难以剥离。
从规范供给看，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对以合作投资为名的变相受贿作出专门规定，确立了"代为出资型"与"直接获利型"两种基本形态[2]。其后，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扩展至财产性利益，202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隶属、制约关系的认定标准。规范不断细化的同时，司法认定呈现出从形式审查向穿透式实质审查转变的明显趋势：《刑事审判参考》第1490号案例表明，有实际出资但未参与经营管理、只享收益不担风险的"旱涝保收"型合作投资，在具备权钱交易本质时同样可以受贿论处[3]。这一变化压缩了此类案件的出罪空间，也给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站在辩护律师立场，以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构成要件为分析框架，结合权威案例与司法解释的理解适用，系统梳理有效辩护的路径与方法，以期为同类案件的辩护实务提供参考。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规范构造与司法认定困境
（一）规范依据与行为类型
受贿罪的成立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核心。《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斡旋受贿情形。《意见》第三条针对合作投资型受贿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二是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2016年《解释》第十二条进一步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9]。
在学理与实务归纳上，以"有无实际出资"和"有无实际参与管理、经营"为标准，合作投资型受贿可分为无出资无经营、无出资有经营、有出资无经营三种类型；以谋利方式为标准，又可分为超额获取利润型、利润转为出资型、坐享其成型、以利润归还垫资型等形态[6][7]。类型化的意义在于提示辩护律师：不同形态的构成要件侧重点不同，辩护的切入路径亦应有所区分。
（二）司法认定中的主要难点
其一，真实投资与受贿的界限模糊。出资是否真实、出资比例是否合理、收益是否明显偏离市场正常水平、经营参与是否实质存在，均缺乏统一的量化判断标准，实践中常存在虚假出资、挂名经营的隐蔽操作[5]。
其二，证据收集与证明难度较大。行受贿双方常以虚假合同、伪造账目、虚构交易环节掩盖真实意图，关键证据有时仅依赖言词证据，一旦翻供，证据链即告断裂；判断投资真实性所需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意见，也因适用标准不一而容易引发争议[4]。
其三，法律适用存在争议。"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价"中的"明显"缺乏具体指引，股权代持、虚拟货币、期权协议等新型利益输送工具对传统规则形成挑战，民事合法外观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如何透过形式审查加以解决，实践中尺度不一[7]。上述难点既是认定困境，也为辩护提供了争点空间。
三、穿透式审查背景下司法认定标准的新发展
《意见》发布之初，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理解与适用中指出，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是否构成受贿，关键取决于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有无实际出资；具有真实投资成分的，即便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也将排除受贿罪的认定[2]。以"是否实际出资"为核心界分标准，有真实出资即可出罪，曾是此类案件辩护的经典进路。
当前司法实践已发生转向。《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32辑收录的第1490号案例"张杰受贿案"明确：党政领导干部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者请托人基于长期"感情投资"的前提下，领导干部虽实际出资但未参与管理经营，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所获"利润"明显高于出资应得利润或者与企业经营情况无关的，可以受贿论处[3]。司法机关认为，有实际出资但未参与经营管理从而获取利润的情形不应绝对排除受贿犯罪，可能存在以真实出资为幌子、行权钱交易之实的情况。换言之，判断标准已从"有无真实出资"的形式审查，转向对合作投资是否真实、收益是否正当、权钱交易是否存在进行穿透式的实质审查。
与此同时，《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隶属、制约关系的认定范围予以扩展，规定其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10]。这一规定回应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直接下级行使影响力的情形，但也带来认定范围过度扩张的隐忧，对此类案件的辩护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辩护路径的体系化展开
穿透式审查背景下，辩护的重点不再停留于"有出资即无罪"的简单主张，而应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质层面逐项审查，构建体系化的辩护路径。
（一）主体要件之辩：否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合作投资型受贿系身份犯，主体为《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辩护可从单位性质与职务属性两个层面切入。
单位性质层面，应审查企业股权结构及职务任命文件，判断是否存在"委派型"公务属性。若行为人所在企业并无国有资本成分，或者行为人未经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则不满足受贿罪的主体要件。职务属性层面，应区分"管理行为"与"市场行为"：行为人仅从事技术性、市场性工作，不涉及国有资产管理或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属于"从事公务"的范畴，其获取利益的行为至多构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问题。
（二）职务关联之辩：否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
合作投资型受贿虽然以合作投资为外观，本质仍是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是认定受贿的必要前提。若投资获利源于商业经营活动，与职务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未涉及权钱交易，则至多属于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违纪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职务关联之辩是此类案件出罪的第一道关口。
第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了两种形式：利用本人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以及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8]。《解释（二）》第十四条发布后，隶属、制约关系的认定范围扩大，辩护时应把握其本质是一种刚性制约关系：一是基于职务身份产生；二是具有权力性影响力，即基于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能够对被制约方产生实质性影响；三是具有不可拒绝性，即被制约方的服从源于职务压力而非人情考量。凡不具备上述要素、仅属一般性工作联系或平等主体间协作关系的，均应主张不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同时需注意，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无需后者利用职权，该判断不影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成立，辩护不宜在此纠缠。
第二，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纪要》明确该要件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具有其一即已具备[8]。2016年《解释》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履职事由收受财物的，均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9]。辩护时应反向审查：行为人是否客观上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其谋利行为与收受财物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无证据证明实际谋利的情况下，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曾在收受财物前作出承诺。对于请托人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行为人亦未承诺谋利的一般性投资合作，因缺乏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不应认定构成受贿罪。实践中还存在一种情形：行为人收受财物但未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者所谋取的利益属于正当商业机会，同样不满足本要件。
举例而言，某市民政局局长刘某与民营企业家王某系多年好友，王某因资金周转困难邀请刘某共同出资开办环保建材公司，刘某以妻子名义出资四十万元并约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日常参与公司经营规划等重大事项决策，公司盈利后刘某按出资比例分得十二万元，检察机关经审查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的关键即在于：刘某的职务范围与公司经营方向毫无关联，王某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刘某既未利用职务便利亦未承诺谋利，出资真实、风险共担、分红未超出资比例，投资获利完全源于商业经营，故不构成受贿罪。可见，职务关联之辩既要求审查职务行为是否真实介入，也要求审查谋利承诺是否存在，二者缺一不可。
（三）实质之辩：合作投资真实性的综合判断
在穿透式审查背景下，是否实际出资不再是决定性标准，辩护需结合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与管理经营、投资收益分配是否合理、收益与风险是否相当等多重要素，论证合作投资的真实性。
其一，实际出资的认定。出资直接关系到取得收益的合理性，仍系判断投资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应通过银行转账记录、出资证明、验资报告、工商登记资料、财务记账凭证等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真实出资。实践中对垫资问题存在争议：行为人在案发前已以自有资金偿还请托人垫资的，其最终以自有资金支付了合作投资成本，应当认定有实际出资；但若以合作投资所得利润抵扣方式偿还垫资，行为人自始至终未支付对价与成本，则难以认定实际出资，相关款项只能折抵受贿数额。
其二，参与管理经营的认定。真实参与管理经营可从两方面把握：一是实质有效性，即真实参与并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足够影响力，有效影响公司发展；二是独立性，即管理经营独立于职务行为之外。会议记录、决议、签到表、业务决策文件、项目文件、财务报表签字记录、工作邮件、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均可作为证明参与经营的事实依据。行为人能够对公司资金流向、业务拓展、重大合同签订等核心事项熟悉并进行实质性决策的，属于实际参与经营管理。
其三，具体情形的分类判断。行为人既有实际出资又参与管理经营从而获取利润或分红的，体现的是《公司法》"谁投资、谁受益"的精神，而非权钱交易的结果，不应认定为受贿，至多属于违规经商办企业[3]。行为人有实际出资但未参与管理经营的，则须围绕权钱交易本质综合判断：首先看是否承担相应风险，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存在零收益或亏损可能，应认定为真实投资；双方事先约定"旱涝保收"的，则合作投资可能被认定不具真实性。其次看收益来源，收益应来自所投资公司或项目的经营所得、与经营盈亏相挂钩；若利润来自请托人个人自有资金，或企业在常年亏损从未分红的情况下仍获取利润，则可能被认定为变相受贿。再次看收益与出资比例是否相符，收益未超出出资比例的，依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至多构成违纪。此外，还应结合行为人对利润性质的主观认知综合判断，辩护可提交投资前的市场调研、风险评估等材料，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真实的合作投资意愿。
再如，党员领导干部甲履职期间曾为辖区某矿山公司参与采矿权竞拍提供合规协助，公司事后欲送现金表示感谢，甲予以拒绝。两年后公司连年盈利，甲基于对经营前景的看好提出投资入股，与乙、丙共筹集五百万元入股，其中甲出资一百万元，以乙名义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按出资比例分红。此后公司多次分红总计七百五十万元，甲分得一百五十万元，未超过正常分红比例，法院判决甲不构成受贿罪。该案表明：拒绝请托、收受故意阻断在先，真实出资、风险共担在后，且分红未超出资比例、与经营盈亏挂钩，合作投资具有真实性，收益属于商业经营所得，权钱交易不能成立。
（四）数额之辩：受贿数额的精准拆解
受贿数额直接决定量刑档次，是辩护必须逐笔审查的环节。合作投资型受贿与商业经营行为相交织，行为人收受的财物中往往混有正常商业经营所得，辩护的核心在于对收受财物进行性质拆解，剔除不属于权钱交易的部分，主张受贿数额的精准认定。
行为人有实际出资的情形下，只有超出出资比例的收益部分才是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对价，未超出资比例部分符合"谁投资、谁受益"原则，不应计入受贿数额。第1490号案例给出了"受贿数额=实际收益-出资额-出资应得收益"的计算方式，可资参照[3]。辩护时应通过审计报告、行业利润率、成本投入等数据量化出资应得的合理收益范围，主张仅将超额利润部分认定为受贿数额。
行为人无实际出资的情形下，应区分两种情形：一是请托人代为出资的，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即为受贿数额，所获利润作为孳息处理，但若利润超出代为出资比例应获部分，或公司亏损情况下仍获取利润，则该部分利润与出资额缺乏关联，可能被计入受贿数额；二是请托人未真实出资、仅以合作投资利润名义给付财物的，行为人收受的财物数额即为受贿数额，若行为人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应当扣减相应的劳动报酬。此外，已作为受贿本金认定的出资额，其后续利润应作为孳息处理，不得重复计入犯罪金额。
（五）罪轻情节之辩：从宽处罚情节的运用
在事实与定性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罪轻辩护仍具有独立价值。其一，自首与立功。《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辩护应关注行为人是否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揭发立功等情节，并提交相应证据。其二，退赃退赔。行为人案发后积极退还违法所得、减少犯罪损失的，表明其悔罪态度，量刑时应予考虑。其三，情节显著轻微。《刑法》第十三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人受贿数额较小未达追诉标准、未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可以主张不构成犯罪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五、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司法认定已从"以出资为核心"的形式审查转向穿透式的实质审查，出罪空间有所收窄，但这并不意味着辩护无所作为。从辩护律师立场看，有效辩护的根基在于穿透复杂交易表象，还原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厘清权钱交易是否真实存在。围绕主体身份、职务关联、投资真实性、受贿数额与罪轻情节五个维度展开体系化审查，既是把握构成要件解释空间的方法，也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路径。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双重保障下，让有罪者罚当其罪，让无罪者免受不当追责，正是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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